当前位置:首页 > 种牙 > 正文

巢湖巫曙光种牙多少钱(巢湖巫曙光口腔医院)

巢湖巫曙光种牙多少钱(巢湖巫曙光口腔医院)

你在巢湖哪里补的牙啊?好吗?贵不啊? 我知道巫曙光牙科还不错,价格比起周光传较便宜。医院也有牙科。谁开了国家和革命的先河 立国三文本中国“绝地天通”的故事,有过《尚书》...

你在巢湖哪里补的牙啊?好吗?贵不啊?

我知道巫曙光牙科还不错,价格比起周光传较便宜。医院也有牙科。

谁开了国家和革命的先河

立国三文本

中国“绝地天通”的故事,有过《尚书》、《国语》、《山海经》三个文本。那三个文本,分别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次,反映着“绝地天通”的基本面,把它们放到国家起源上来看,就能对国家形成有一个大体概念,总之,国家的出现关键在三点。

一要把天地分开,重新安排好天地,使人从神话世界的自由化的无限性状态的神灵,转化为历史进程中的理性化的有限性存在的国民。从神灵到国民,从神话思维到理性思维,是一场人的革命。革命,需要有个能“绝地天通”的人来引领他们改天换地,重整河山,这个引领者,后来,就被人称作“上帝”。从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与天地或神灵通话,而只有“上帝”才有解释神意的话语权。

二要把君民分开,怎么分?以“刑”分,用刑法分出君与民,也就是“天生民而立之君”,谁来立?当然是“上帝”,君主以“上帝”为祖先神,这样就有了“立于刑”并以刑法治民的正当性。

三要把民与神分开,怎么分?以“礼”分,这里的“礼”指等级制度。不要人人都跟神打交道,搞得全民巫觋,“民神杂糅”,人皆自以为通神,以至于祀神无度,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怪力乱神”横行。只有“民”的代表才能与神沟通,又代表神意。

处理好了这三大关系,国家的基本面就形成了。霍布斯的国家学说,也是从处理好这三大关系入手来确立国家的基本面的,他的自然法理论,其实也是在处理天人关系;他的国家观念,同样围绕着君民的关系打转;他的宗教思想,还是要将民与神分开,让世俗政治摆脱宗教信仰。

但是,在国家的建制上,想法和做法却不一样,同样是法治,同样搞君主制,《尚书·吕刑》那一套,跟霍布斯的主张大不相同,立“五刑”以治民,立的显然是刑法,这在霍布斯看来,便是张扬了利维坦“吃人”那一面,在国家起源的关键点上以刑立国,就是把国家立在原罪上,国家是人治人的机器。以此来看苗民作乱,即苗民要求自己通神的权利被镇压,便是放纵了国家以刑“吃人”的本性,人民分享国家原罪,人与人之间,就开始了吃人与被吃。

所以,立国之本,不能立在刑法上,要立在民法上,霍布斯主张用集中反映个人权利的民法来限制国家原罪,即便君权至上,那权力也必须由宪法来赋予,国家主权人应该成为法人,法人国家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应该是一部依据法理、按照法律、遵从法令、执行法规来运作的法治机器。

然而,中国传统却没有产生这样的民法,更未形成法治机器和法人国家,对于滥刑,另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立国之本,除了立于刑,还要立于礼,要依据礼来用刑,有分寸,有节制,总之,就如古希腊神谕所言,要“毋过度”,纳刑于礼,也就是在等级观念和身份体系的作用下,转化为礼法。

同为立国之本,礼与刑孰轻孰重?轻重不同,带来的结果不一样。周人重礼,便说殷人滥刑,如尧、舜时说“苗民作乱”;东周时礼坏,子产铸刑书,邓析子作《竹刑》,以“两然两可”乱之,重启“苗民作乱”的苗头,而有刑、礼之争;进而发展为“儒法斗争”,儒家重礼,法家尚刑,至东周末期,已然势不两立。

《韩非子·五蠹》里已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说法。除了儒与侠,《五蠹》还指纵横术士、门下食客、工商之民,但凡有些自由化的、就像那些不肯进入体制化的自由化倾向的苗民等,难以纳入王权体制化管理的,都被归到“五蠹”,然后一个个被消灭,不幸的是,他本人,居然像“作法自毙”的商鞅那样,也被他称作“君道同体”的秦王嬴政当作“五蠹”之一给灭了,后来,秦始皇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是“立于刑”的举措,而“焚书坑儒”便是这一举措的结果。

有了“儒法斗争”这个前提,同样属于“苗民作乱”性质的陈胜、吴广起义,便获得了新的政治文化的生机,儒者革命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开启了一条新的历史发展道路,将圣人革命的理想坐实在民本主义的现实追求中,由革命性和人民性合成的天命的鞭子,鞭策着一代代王朝中国的兴衰和更迭,不惜将国家的神圣性大打折扣,而王朝也只当是个命运和气数的存在,在五行相生相克和五德终始的自然循环里过渡,本来,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相应的过渡期,秦二世而亡,显然是因为刑法过度,不仅透支国力,而且放纵原罪,高扬了国家“吃人”那一面,刚好碰到了人民性和革命性的钉子,秦朝就栽了。

人民性和革命性,在“绝地天通”、天人相分之初,并未成为国家的正当性来源,相反,它们成为了“苗民作乱”的根源,“绝地天通”所要根绝的正是这“两性”,然而,“汤武革命”却使之复活,而且,正是这“两性”,使得立国之本发生了从“立于刑”向“立于礼”的转变。但这两点,并非生长礼制文明的根本,而是用礼来安顿它们,防范它们,限制它们,动辄用刑,凸显国家原罪,容易激化它们,遭到反击。

汉承秦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立于刑”。于是,汉儒继续革命,不仅革了秦朝的命,还要革秦制的命。当汉高祖刘邦自称“马上得天下”时,陆贾便反问“能马上治之乎”?问得刘邦一愣,他就说,要以“诗书治天下”。那“诗书”,便是个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的样式,根柢还是“立于礼”。刘邦听了他说的话,就让他把自己的想法都写出来,陆贾一共写了十二篇,总结为四个字:“礼法并用”。

后来,这四字,便成了汉家国策,重启“绝地天通”时国家三足鼎立的原型。秦无“礼”,失了一足,故一推即倒,二世而亡。汉承秦制,不要将跛足也继承了,所以,还要“立于礼”,要三足立定,才能站稳。后来,刘邦祭孔子,定朝仪,做了个“立于礼”的样子,到了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却又主张“霸王道杂之”,那“杂之”,其实也还是个“礼法并用”的意思,有人说这是“阳儒阴法”,看似“立于礼”,实则“立于刑”,因此,就认为汉武帝只是做个尊儒的样子,殊不知“刑”也必须鼎立。

玉制的国家

“立于刑”,不光在《尚书·吕刑》里滥觞,还通过考古发掘出来。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的赵陵山遗址里,我们看到了最早的杀殉。

赵陵山遗址,位于昆山张浦镇赵陵村,是太湖流域典型的土墩遗存,相传南宋赵王妃留葬于此,故又名“赵陵”,系由人工堆筑而成,年代、形状和用途,都与古埃及王国的金字塔——法老陵墓相似,故人们称之为“中国土筑金字塔”。

在良渚文化里,有很多这样的遗存,以赵陵山最有代表性,这座“土筑金字塔”,向我们展示了墓坛合一、巫王合一、政教合一的面貌,反映了国家起源的特征。其中77号大墓,人体骨架保存完整,据墓葬品反映的情况来看,墓主集神权、军权于一身,是位巫王合一的首领,腰部右侧放置大石钺,仿佛就在向我们预告国家起源的“立于刑”。

墓台西北处,果然发现了19具人体骨骼受刑后的丛葬墓,分三排埋葬,人体头向不一,无随葬品,有被砍下肢的,有身首异处的,有双腿被捆绑的,受刑者以青少年为主,丛葬东南面,有一层三角形的黑色灰面,有人据此判断,这19具被杀殉者都是举行宗教祭祀仪式留下的祭品。

杀殉,是一种制度化的杀人,通常都与奴隶制有关,反映了血淋淋的“主-奴结构”。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相杀,纵然不幸,但还算是本能驱动,而杀殉则是制度安排,标志着国家起源。

按照严文明的说法,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位于前列的是中原仰韶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两湖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江浙崧泽-良渚文化,还有燕辽红山-小河沿文化。

何以几乎同时兴起的五大文化区块会在良渚文化里率先出现杀殉?这跟文明的程度有关。在早期文明中,文明越先进,越早出现杀殉,因为杀殉作为失乐园的标志,是国家的开始。

严文明认为,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五大区块中最为发达,宗教色彩也最为浓厚,有一套相当统一的宗教法器——神徽和玉璧、玉琮等,而且神的祭坛,同时还是贵族墓地。

由此可见,良渚文化已经有了政教合一的端倪,为之修城池、盖宫庙,不惜人力物力,更以新石器时代代表生产力最高水平的玉器制作的工艺与文化,作为制度化的和普世性的国家礼制,故其数量之多,工艺水平之高,也远非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化可比,很有那么点“立于礼”的意思。

而“立于刑”也在墓葬中有反映,除了赤裸裸的杀殉,还有那杀殉用的斧子,也就是代表着王权的钺。严文明说,在所有的墓葬中,几乎都有钺,平民随葬石钺,贵族随葬玉钺,还说这是“全民武装”。实际上,它还真像个“全民斧头帮”。在汉语里“王”的象形是一把斧子,斧子代表了王权,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可以说是“斧头里面出政权”,这也就是跟国家起源有关的“立于刑”了。

赵辉在《问学之路》里谈到他在普安桥遗址工作期间,经常开玩笑说:遗址里发现的那个麻籽,会不会是致幻剂?良渚的宗教氛围那么浓重,良渚人是不是抽大麻?又说:良渚人的思想那么统一,是不是有个政党——“良渚党”和类似人民公社那样的组织?他发现:良渚有动员很多人力物力建造大型工程的社会机制,各地玉器纹饰高度一致,反映了高度一致的社会意识、宗教,而且因为这种宗教思想渗透到社会基层,所以宗教很可能参与了社会管理。然而,良渚社会虽然是文明的先驱,却因地处东南缺少交流,所以,社会发展一条道走到黑,高度分工、高度分化和高度思想统一、宗教笼罩严密的社会僵硬了,面临突然变故,社会系统不能做出灵活反应、不能及时调整,终于陷入凋零不复之境地。

他那时还不知道良渚文化晚期又建造了良渚古城,故未敢以国家言,但他那几句话,显然都是针对国家来说的,已经含有了国家起源的前提。有人说,良渚文化进一步就成为国家了,可惜倒在了国家出现的这道门槛前。这样说来,就差了一步,究竟是哪一步?若对照西方文明的国家起源来看,良渚文化少了两个文明的指标:一个是系统化的文字,还有一个便是青铜器,它们成了国家身份证。

良渚文化不缺文字,但目前发现的还够不上“系统化”三字,不过,就已经发现的来看,如果再加上大汶口出土的文字,那么即使不够系统化,也还能看出汉字六法的萌芽,已有了系统化的萌发,至于系统化的程度,尚需新的考古发现来做进一步的确认,因为殷墟文字就从它们进化而来。

而青铜则是良渚文化的短板。良渚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走出来,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玉器时代,西方文明里没有这么个玉器时代,直接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所以,玉器时代成为了中国文明的标志。青铜时代之于新石器时代,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技术进步,而玉器时代之于新石器时代,反映的是改良化的文化发展。西方文明以技术进步的青铜时代立国,中国文明以文化发展的玉器时代立国,立国之本不同,文明的样式也就不一样,用青铜时代的文明样式来看中国的国家起源,难免会看走眼。

玉器时代之后,中国迎来了自己的青铜时代,良渚文化不是倒在了国家出现的门槛前,而是倒在了这两个时代交替的门槛上。良渚文化以臻于完美过分精致的玉器时代拒绝了青铜时代的到来,它的文明样式呈现出完美的僵化状态,也许晚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者马戛尔尼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拒绝了工业革命的时代,而终于被代表工业时代的船坚炮利所颠覆,很可能就再现了当年良渚人的文明姿态。

良渚文化缔造了一个玉制的国家,不仅有着玉制的宗教信仰——代表神权的玉琮、玉璧等神器,还有着玉制的国家制度——代表王权的玉钺等利器,更有着玉制的国民身份,张辉在《问学之路》里这样说道:良渚文化不仅大墓有玉器,甚至连比较小的墓葬也经常发现玉器、象牙器之类,以及还有独木棺,虽然这类墓葬的玉器不上档次,可能仅仅是几块边角料上打个孔,但整体上良渚社会比较富裕,人民对奢侈品有追求。他说出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玉在良渚文化中的普及化程度和玉器所具有的全民属性。但玉对于良渚人来说,并非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正如青铜时代的国家公民必须佩带青铜兵器以表明其国民身份,墓葬中的玉器其实就是良渚人的国民身份证,墓葬的规格及其葬品反映的就是这种身份。

文明的刺客

就文明的基本面而言,良渚文化的兴衰,都与玉器时代有关。

良渚文化的兴起,是良渚人对新石器时代的创造性转化,转化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玉器时代,尽管那时五大文化区域都有玉器,但只有良渚文化将玉器体制化为国家起源的文明载体,我们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能看到礼制文明的曙光,良渚人用他们的玉器贯穿了国家起源的三大关系。

从良渚文化的玉器,我们看得出“绝地天通”的痕迹,就玉器的普及程度而言,良渚人很可能有过一个人人巫觋、家家祭祀的“民神杂糅”的时期,从玉器的形制和纹饰来看,又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意识和等级化趋势,反映了对玉器的统一性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管理——“绝地天通”。

良渚文化的统一性,不光在一个遗址和一处墓葬群里反映出来,而是在所有的遗址和墓葬群里都反映出来,真正做到了大一统。大一统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呢?这要看良渚文化的分布,严文明在《早期中国是怎样的》一文中指出: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周围,可以分为几大区块,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中心。太湖以北的中心遗址有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东北区块的中心有苏州草鞋山和赵陵山,东部区块的中心有上海福泉山,东南区块的中心有桐乡普安桥等,南部区块的中心就是良渚古城。这些便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和主体区,整个环太湖流域都是它的大一统的范围,论规模,称得上文明古国。

但其势力范围不止于此,主体区之外,还有扩张区,良渚文化向南越过宁绍平原,到达闽浙一线,将原来沿着钱塘江与杭州湾平行发展的两支文化——马家浜与河姆渡统一起来,于是,我们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上看到了良渚文化的覆盖层,而良渚文化本身就由马家浜-崧泽一脉发展而来,以此形成了吴越文化的基本格局,后来发生的吴越春秋故事,似乎也可以作为良渚文化兴衰的参照。

良渚文化同吴越春秋里的吴很相像,吴国崛起的地盘,就在良渚文化的主体区,其对外扩张的方式,仿佛就是良渚文化的复制,所以,我们通过吴国的扩张,来还原良渚文化的走向。

良渚文化先是南下,跨过钱塘江,统一史前吴越文化,也就是原来马家浜与河姆渡文化的地盘,然后分两路北上,到达江淮地区。一路西向,进入巢湖流域的薛家岗文化;一路北进,同苏北新沂花厅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合流。春秋时期,吴国的扩张也是如此,南攻越,西征楚,北击齐。良渚文化曾以薛家岗遗址和花厅遗址为据点问鼎中原,吴亦欲打通齐、楚,同晋国争霸中原。我们知道,吴之败在被越逆袭,而良渚文化的后面似乎也有那么一个刺客,那就是马桥文化,它是越文化的直系祖先。

可马桥文化又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原处于良渚文化主流边缘的下层阶级的文化,还是来自良渚文化向南部扩张所至外围地带也就是浙西南和闽北山地的土族文化?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从该文化的遗存来看,它具有良渚文化的一些非主流因素,但这些因素不占主导地位,其主体来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山地的土族文化,本来与良渚文化的主流相去甚远,可它同时又包含了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还有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因而又有所超越。马桥文化的超越在于它已经迈开了走向青铜文化的步伐。

文化的贫困,有时反而能激发技术进步的敏感性,马桥文化遗存中出现的刀、凿、镞等小件青铜器,很可能就是马桥人能战胜良渚文化的利器。马桥文化虽然文明的程度不及良渚文化,但良渚文化也有短板,那就是文明程度越高的文化往往越容易僵化,创造性强的文化有时难免适应性差,这恐怕是良渚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对青铜时代的到来失去了敏感性,过分沉溺于它自己的玉器时代里。

良渚文化是原生的,而马桥文化则不然,是一种外来的混合形态的文化,其中,每一种文化因素的存在,都反映了良渚文化全面危机的一个侧面。例如,良渚下层阶级文化的存在,很可能就反映了良渚文化内部的社会分化导致了原来不曾有过的阶级斗争,正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使他们加入到马桥文化中来,转化为良渚文化的颠覆力量。还有来自被良渚文化挤压在南部边缘地带的土著文化,如肩头弄文化等,此时出现在马桥文化中,或许就是一种敌对势力的地缘政治的反扑。而北方的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来到马桥文化中,就像后来吴越春秋时齐、晋两国支持越国灭吴一样,联手终结了良渚文化。

马桥文化的优点,在于它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具有移民文化的特征,其多样性或似近世上海滩,可以说是最早的“海派文化”,而由不同文化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马桥人,堪称“史前上海第一人”,我们这样说,不是从“最早的上海人”上来说的,而是从最具有“海派文化”气质上来说的。

马桥文化是东南沿海一带率先进入青铜时代的文化,但马桥人对于来自北方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选择,本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文化中,最重要的是用来“祀”的礼器,其次才是从事“戎”的兵器。用“祀”来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用“戎”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可马桥人只要“戎”,不要“祀”,因为他们还没有国家观念,还处于“天竞物择”的文明的初级阶段,不需要考虑合法性问题。所以,我们在马桥文化里看到的青铜器,没有礼器,只有兵器,而且都是一些小型兵器,更何况这些兵器还不是马桥人自己生产的,他们既没有开铜矿,也没有铸铜工具,对于青铜文化采取“拿来主义”。

有可能他们就用这些青铜小兵器铲除了良渚文化的上层残余,而且他们的革命非常彻底,以至于在马桥文化中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许有人会拿洪水和海侵来说事,说良渚文化在本土荡然无存,是洪水和海侵的结果,但自然灾害不可能从根本上灭绝文化。如果仅仅是自然灾害,良渚文化还可以卷土重来,连外来的马桥文化都可以起居在良渚文化的地盘上,良渚文化回归本土不应该有什么自然障碍,即使难以全面回归,最起码会有一部分重现在取而代之的马桥文化里。如果一点也没有,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被马桥文化彻底排斥。也许马桥人根本就不屑于继承良渚人的文化遗产,“越穷越革命”的思想并非现代才有,或许马桥人就尝试过一回,“不断革命”导致的文化断裂,使江南倒退了几百年。

长江起源

过去,人们探索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历来认为长江的中游和下游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区,而对于长江上游文明的研究,则未引起重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长江上游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特别是近年来,四川成都平原一系列事关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和发掘,证明长江上游同样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目前,在以四川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从考古学角度建立起了该区域先秦文化的发展序列��(1)�,即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最后到晚期巴蜀文化。其时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历时二千余年。与之考古文化同样发达的长江上游文明,正是循着这个文化序列,经历了从起源,到形成,再到发展的漫长而艰辛的演进过程。迄今成都平原考古发现的一批批规模空前的中心聚落和城址,以及许多为世人所瞩目的珍贵历史文物,无不显示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中心的特殊地位。本文试图就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长江上游的自然地理态势�

长江发源于我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自西向东主要流经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江西、浙江等地,终在上海注入东海。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余万平方公里,为亚洲第一长河。位于长江上游地段的主要是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原地区和四川盆地。据地质学家考证,青藏高原远在第三纪末期时,海拔仅一二千米,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后来,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发生猛烈碰撞,导致这一地带隆起升高,形成面积达22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巨大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属典型的高寒区,气候条件恶劣,人类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史前时期更是如此,人口稀少,因而难以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

四川盆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则非常优越。自古以来就十分适合我们的祖先生存繁衍。四川盆地地处四川的东部,周围高山环绕,盆地内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和我国西南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长江干流横亘四川南部,其自北而南的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和与从南向北流入长江的乌江、赤水河等大小支流的纵贯四川全境,构成一个水网密布、幅员宽阔的流域之地。同时,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沿岸发育了众多地势低缓的河谷台地和山前地带,这里土质、水肥条件良好,有着理想的农业起源的地理环境,是原始农业生产的有利地区。尤其是岷江支流,古代被当作长江正流,发源于岷山南麓。主要由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运河等河流自上游挟带的大量泥沙流出山口冲积的扇形地连接而形成的成都平原,又叫川西平原,总面积达1.2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2.6%。这里土层深厚,富含铁、钾、磷等养料物质,土质疏松柔软,易于农业耕作,特别是水稻粮食作物的栽种。东部丘陵地带土壤肥沃,旱地水田分布甚广,适于多种农作物生长,如水稻、小麦等。受地形影响,四川盆地北部有高耸入云的秦岭、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冬季北方的寒冷气流不易长驱直入,气候温暖;夏季因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丰沛,形成这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种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宜于农业耕种,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同时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是我们先民栖息生存,农业定居的理想场所。这些都为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客观的物质基础。�

从大量发掘的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就有人类狩猎采集,劳动生息,至今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遗存。50年代初,著名"资阳人"的头骨化石��(2)�的发现,足以证明远在数万年至10万年前,这里就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70年代中期,汉源、铜梁、资阳等地又相继发现了大量属于旧石器时代时期的文化遗存��(3)�,并出土了一些打制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分布更为广泛,到目前为止,以川西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200余处。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遗存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人口的急剧增加,无疑标志着史前文化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进而为长江上游成为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提供了可能。此外,四川所处的地理位置也独具特点,其北有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东邻发达的长江中下游文明,南有云南早期元谋猿人的发现,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围,极大地促进了长江上游文明的形成和走向成熟。�

二、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探索�

(一) 宝墩文化的发现,迎来长江上游文明的曙光。�

大约从公元前4600年开始,长江上游出现了哨棚嘴文化��(4)�,其分布主要在今川东长江沿岸一带。与此同时或稍晚一些,川西成都平原上发生了宝墩文化��(5)�。除此之外,川北的绵阳��(6)�、广元��(7)�,川东北的通江��(8)�、巴中��(9)�,川西南的汉源狮子山��(10)�等地区也发现了有大量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就目前诸遗存出土的考古材料看,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大的考古学文化范畴,其中,以川西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为中心。宝墩文化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这时宝墩的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并出现了多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贫富分化明显,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磨制为主,大多通体磨光,有的刃锋锐利,留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和石铲。可见,从清除杂草、开荒垦地、中耕播种到农作物收割,工具种类齐全,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人们主要过着农业定居兼狩猎采集的生活。�

陶器是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具,仅宝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就达千余件��(11)�。制作方法为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经慢轮修整后的器形规整,器表打磨光滑。很多器物采用分体制作,然后粘接。陶器中的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器物及其纹饰的制作都相当精细,尤其喇叭口高领罐的火候较高,叩之有声,可谓当时的精品,说明制陶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石器制作也很精致。部分石器选材考究,磨制细腻,如石凿,磨制精细且规整,石质较佳,个别似玉质,几可与玉器比美。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娴熟,因而玉器的加工制造更加精美。这一时期发现的玉器多为墓中随葬品。大量陶、石质纺轮的出现,说明当时纺织业也很发达,男女有了分工。房屋为木骨泥墙,经火烘烤,坚固结实,经久耐用。正是由于有了夯筑技术,使得营建大规模的城垣成为可能。这时一座座颇具规模的古城先后相继建立。�

城址的出现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迄今长江上游发现的史前城址主要是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12)�、郫县古城村��(13)�、都江堰芒城��(14)�、温江鱼凫村��(15)�、崇州双河村��(16)�和紫竹村��(17)�6座古城群,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古城群之一。6座城址均建在平原冲积扇河流形成的相对较高的台地上,布局规整,大多呈方形或长方形。各城的面积大小不等,最小的都江堰芒城有12万平方米,最大的宝墩龙马古城达60万平方米,其余在20万-30万平方米之间,这与长江中游的城址相当。城内发现有大量的建筑遗迹、灰坑和墓葬,其中很多房屋的面积在10-50平方米左右。遗址的中心部分往往有少数面积甚大、规格颇高的中心聚落。1996年宝墩的鼓墩子发现一批规模较大的建筑群��(18)�,面积约3000平方米。鼓墩子在当时明显高出四周地面约1米,且正好位于宝墩遗址中心,这似乎说明鼓墩子建筑群是一处明显高于其它建筑的中心聚落。它的出现表明,宝墩社会已经开始分化。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统治阶层,才有必要建造如此规模的中心聚落。因此,这种大型中心聚落可能就是上层统治者活动、居住的处所。�

无独有偶,1997年郫县古城村遗址中部又发现了一座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西北-东南向,长约50米,宽11米,面积达5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19)�。该房址未发现有隔墙遗迹,此房间应为一个宽度不大,进深很长的通间,推测可能还有大型梁架结构。这与一般的建筑不同,当不是一般性居址。据房内留存的5个长方形台子分析,5个台子系卵石砌成,横向陈列于房址的中心部位,颇有规律,显然是有目的而为之。这很可能为一座大型宫殿或宗庙一类的礼制性建筑,应是当时上层统治者宗教祭祀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6座城址的四周均修筑有高大的城垣,至今这些城址地面上还残留有很多较完好的城垣遗迹。这些城垣采用夯土建成,夯层清楚,夯面紧密,出现了版状夯土工具,一般长多达50厘米、宽10厘米左右,这为修建大型城垣提供了条件。如,新津宝墩龙马古城垣��(20)�,其周长3200米,宽8-31米以上,高度超过4米,土方量初步推算在25万立方米以上。如此厚实的巨大城垣,连同城内的大片房屋,尤其是城址中心部位的大型聚落建筑,我们认为,宝墩文化的这些城址已基本具备了城的条件,而且可能已是某种意义上的都城。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经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宝墩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财富的积累,也加深了贫富的分化,这在墓葬规模和墓中随葬品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宝墩文化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中随葬品的有无、多少在不同遗址中不尽相同。有的墓中不但随葬品多,有时还随葬一些珍贵物品,有的墓中随葬品则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一无所有。新津宝墩遗址仅见的5座墓中均无随葬品��(21)�,成都十街坊遗址的19座墓中有7座中随葬骨器��(22)�,而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仁胜墓地则随葬玉石器��(23)�。由此可见,当时只有极少数贵族统治者拥有巨大的财富。�

财富的集中也刺激了掠夺性战争的发生。早期四川境内,部落民族众多,大小诸侯国林立。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为了扩充实力,不惜强取掠夺他人的资源和财富,因而战争烽烟四起,连绵不断。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更为了抗击强敌的入侵,各部落首领纷纷在其住地周围筑墙挖沟,造城设关。于是,一批规模空前的城址群在川西成都平原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并成为当时成都平原上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宝墩龙马厚实高大的城垣也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这时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兵器,如石钺等,制作精致。随着阶级对立的加剧,贫富悬殊的加大,战争变得愈加频繁和激烈。社会处在剧烈动荡和进一步分化中,同时也在迅速进步与向前发展之中,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三星堆文明。�

(二)沉睡三千余年的三星堆文明的苏醒,长江上游文明引起世人的关注。�

大约从公元前3700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了三星堆文化时期。这时,哨棚嘴文化和宝墩文化先后相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陶小平底罐、高柄豆、鸟首形器等为特色的新型的考古学文化,以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24)�为代表,故称"三星堆文化"。该文化在承继宝墩文化因素的同时,又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原二里头文化南浸,最初在长江中游鄂西地区稍作停留,然后由鄂西地区溯长江西上进入四川东部,再由此折而西北上,最后向川西成都平原渗透,三星堆文化就是在这股强大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并进而发展为三星堆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主要有川西的成都、雅安、汉源和川东北的阆中以及川东的长江沿岸一带,初期阶段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亦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这样辽阔的地域内表现出三星堆文化的特色,反映了该文化兴盛强大的历史面貌。这一时期三星堆遗址所出规模宏大的铜器物群,表明三星堆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特别是两个大型祭祀坑和数以千计的铜、金、玉、石、陶等不同质地的礼器、神器、祭品的出土,以及三星堆大型中心聚落和厚实高大的城垣的发现,都展示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文明已经正式形成。�

三星堆文化的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生产工具数量增加,种类也有所增多。尤其是锄形器的出现,表明当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谷物收割工具石刀形制的改进,提高了劳动效率。成堆的兽骨和大量和陶塑铜制动物,表现出畜牧业发展很快。众多铜制陶质酒器的出土,既反映了酿酒业的发展,也表明粮食有了剩余。�

手工业方面,新出现了制铜业。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多达500余件��(25)�,有铜雕像群、礼器、神器、法器等种类。如此规模的青铜器物群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业的高度发达。这批铜器体形高大,纹饰繁缛,足见青铜的冶炼与焊铆连接技术已具有相当先进的水平。其制作工艺之精湛与造型之精美,在同时代诸考古文化中无与伦比。玉石器的加工制造向高精化发展,且数量大增,件件珍贵。玉器制作较好地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刻、抛光等工艺。有些玉器上的透雕和线刻画堪称艺术珍品,有些玉器制作规整细致,以玉璋最为引人注目。其特点大而薄,长度一般在20-60厘米之间,最长者在1米以上,而厚度仅1厘米左右,凡此等等,无一不显示了当时玉石器加工技术的高超和娴熟。陶器制作有了新的发展,地方特色鲜明,器形以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盘、壶、瓶、鸟首形器等构成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陶器物群。发现数万余件陶器、陶片。部分陶器采用了轮制技术,纹饰十分丰富。大型夯土、土坯砖城垣和木构梁架中心建筑群的出现,表明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同质地、多种形制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青铜大立人像身着的长襟"燕尾"服饰��(26)�,显示了当时缝纫和刺绣织锦技艺之高超水平。金器加工、漆器制造和酿酒业也有很大发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门类齐全,铜器、玉石礼器和陶器的数量具有相当规模,其加工制作技艺更胜一筹,且拥有独立的制造加工作坊和一大批脱离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非常熟练的工匠,说明当时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行业。�

此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数量众多的海贝、铜贝和玉石璧瑗��(27)�,反映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已经出现,说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已经开始。�

总之,三星堆文化时期,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业贸易的迅速出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三星堆上层建筑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这时的三星堆已是一个规模宏大,功能设施齐备,具有了国都性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三星堆遗址��(28)�位于成都平原广汉市境内的鸭子河与牧马河之间的台地上,是目前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诸遗址中最为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址。这是一个由30余个文化点构成6个大的遗址分布区域,共同组成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面为人工夯筑城垣,北面以鸭子河作天然屏障而形成的面积达3.5平方公里的大型古城,这样大的城址在全国尚属罕见。古城布局不太规整,南宽北窄呈梯形状。东城墙由主城墙、内城墙和外城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顶部系用土坯砖作为建筑材料,这在同时期的城墙修筑中是少见的。城内发现大量的建筑遗迹,现已发掘房屋40多间。房面分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有面积仅10平方米的平民小房,也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一间进深8.7米,面阔23米,面积达200平方米,且数间相连,并具有木构梁架的大型宫殿式建筑。房址间有散水设施和引水出城的沟渠。这样精心建造的大型聚落,足见其规格之高,表明它是上层统治者集团活动的处所。同时,居住区发现有丰富的陶器生活用器。陶酒器独领风骚,酿酒的高领大罐,饮酒的觚、杯,盛酒的瓮、罐、壶,温酒的�以及舀酒的勺,一应俱全。陶食器数量也很多,碗、碟、盘、豆、罐等日常生活用具,应有尽有。各种精美的工艺陶塑有虎、象、牛、猪、羊、鱼、蛙等,如此之多的陶塑工艺品出土,这在同时期诸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玉石器主要是璋、璧、圭、琮、矛、斧、斤等高档消费品。还有雕花镂孔的漆木器。等等。这些丰富的生活用品和高档消费品显然不是为一般平民所拥有,而是为少数贵族统治者所垄断,进一步说明三星堆遗址当是一批社会地位颇高、且掌握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活动的中心。该遗址出土的两件双手反缚、跪坐的石人雕像,应为奴隶形象,反映了奴隶制已经存在,阶级发生了严重分化。�

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29)�。坑内有次序地分层堆满了各种形制奇特,不同质地的玉石礼器、金器、青铜人像、象牙、骨渣等数以千计的文物精华。这些器物不仅在四川是首次发现,而且在全国也极为罕见。如金杖��(30)�,长1.42米,重近500克,刻有精美的鱼鸟图案和人头像,这是国王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的象征,是国王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数十件与真人大小相仿、神态各异的青铜人像和人面像,代表各诸侯首领,其中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的青铜大立人像��(31)�,是目前所知我国最大的青铜雕像,有"东方巨人"之称,这应是以巫师身份出现的国王,表明当时国王是集政权、神权于一身,三星堆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实体。两株高大的青铜神树作为沟天通地的祭祀用具最为引人注目,青铜�、尊作为礼仪用器,其他各类铜器都具有宗教祭祀的性质。玉石器也是如此,其礼仪用器多达千件,玉琮、玉璧用于宗教仪典,玉斧、玉戈、玉矛、玉剑作为仪仗,象征威武的军权,玉璋代表礼仪用器。象牙、海贝等为奉献给神灵的祭品。可以看出,当时三星堆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礼制体系。如此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必定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王国,以及一个享有崇高威望、拥有最高权力的国王才有能力举办这样的活动。城内还发现有制陶窑址、玉石器加工作坊以及大量的手工成品、半成品、坯料磨石等。遗址内出土的陶质坩锅、青铜熔渣结核和铸造青铜器的泥芯,也表明这里已拥有大型铸铜作坊。毋容置疑,三星堆所出土的大量精品文物非本地制造莫属。以上各个方面无一不透射出浓浓的王都气息,反映三星堆正处在一个兴盛的奴隶制国家时期。�

早期殷商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祭祀与战争相提并论,同时被看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和众多玉石器精华,以及大量金器、象牙、海贝等重器都出现在两个大型祭祀坑内,足见,宗教祭祀在当时三星堆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三星堆遗址出土数十件青铜、玉石兵器,说明当时战争的激烈和经常化。当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时,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军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器底座发现有武士雕像,反映了军队已经出现。军队是国家运转的重要机器,因而军队的出现,标志着奴隶国家已经建立。国家乃文明的集中表现。至此,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长江上游文明--三星堆文明已经走向成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十二桥、金沙遗址的发掘,展现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步伐。�

大约从公元3100年开始,盛极一时的三星堆古城突然被废弃,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文明亦随之终止了在该地的发展,神秘地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这时,有着与三星堆同样发达的十二桥文化��(32)�在成都地区悄然兴起,其时间从商代晚期经西周到春秋中期,形成了长江上游文明在成都平原继续发展的历程。十二桥文化完全是从三星堆文化中脱胎发展而来。前期承袭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到十二桥文化后期,三星堆文化基本消失,新的十二桥文化面貌开始出现。十二桥文化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其分布范围为川西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川中的嘉陵江流域、川东长江沿岸��(33)�、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以及陕南汉中地区��(34)�都发现有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十二桥、羊子山、金沙等重要遗址所出的遗迹和遗物,展现了长江上游文明发展前进的步伐。�

这一时期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又有所增加,新出现了大量的翻土工具--鹿角器��(35)�。多种耕作农具的使用,表明了农业生产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防洪灌溉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多处农田水利工程和治水设施。1985年在方池街遗址��(36)�发现一处系人工用竹篾络卵砾石砌筑的水利工程,这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水利工程。大量动物骨骼的出土,反映了家畜饲养业的进一步发展。据方池街、指挥街等遗址的动物骨骼鉴定材料��(37)�证实,家养动物有猪、狗、牛、羊、鸡等种类,其中家猪的材料最为丰富,约占家养动物的75%。家猪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个体为主"。可见,大多数已为成年猪。家猪的饲养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陶器制作技术也有进一步发展,种类更加丰富,以夹砂陶、灰陶为主。典型陶器以尖底器、喇叭口罐为重要特色,并贯穿始终,前期继承三星堆文化因素,后期大量出现绳纹罐、釜和瓮。玉石器加工制作更加精细,打磨更加规整,器表光洁,玉器的开料使用线割、锯割、板割等多种方法。金器独具特色,金沙发现近300件。其加工制作技术更加精湛和娴熟,不少金器成为同时期金器加工之代表作。铜器数量大大增加,仅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就达700余件,多数器型偏小,制作更加精美,工序也较为复杂,很多器型从三星堆沿袭而来。大量磨制精细的穿眼骨针的出现,反映了纺织缝纫业的进一步发展。建筑形式多种多样,有木骨泥墙式建筑群,也有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群。�

十二桥文化大型遗址群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即今成都市区偏西。自西向东由抚琴小区��(38)�、十二桥��(39)�、方池街��(40)�、指挥街��(41)�、岷山饭店、岷江小区��(42)�和目前正在发掘的金沙遗址��(43)�等组成,绵延10余公里。十二桥遗址为一处商代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群,位于今成都市区十二桥。该遗址占地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其中,木结构建筑分布近1万平方米。有屋面悬空,下为木桩支撑,平面呈长方形的干栏式小型房屋,也有地梁直接与地面接触的大型建筑。有长约12米的地梁,其上凿有规整的方形和圆形卯孔,柱洞纵横对应整齐,推测上部已形成较为规矩的大型梁架结构。很有可能这是带有庑廊的大型宫殿类建筑。小型房屋与大型宫殿建筑相互连接,互为配套,构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木构建筑群。�

目前正在发掘的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郊,现已探明的分布面积约3平方米公里。尽管至今尚未发现城垣遗迹,但从已发现的大规模建筑、灰坑、墓葬等遗迹和众多惊世骇俗的珍贵遗物来看,足以说明成都就是继三星堆后又一个国家级的重要都邑所在地。考古发现该遗址内有一定规划和功能分区,每个区内又有一定的布局结构。三合花园宫殿区发现大量房屋基址,其中有5座房址,均为大型排房建筑,布局很有规律,长度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F6宽近8米,长度在54.8米以上,至少有5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这种成组的大型排房建筑可能是宫殿性建筑。遗址中南部出土大量房屋建筑,红烧土堆积,成排的窑穴,400余个灰坑,90多座墓葬,陶窑数座以及数以万计的陶器日常用器和一部分玉石器、金器、铜器等文物精华。陶窑均为小型馒头窑,面积约6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是目前四川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窑址群。表明这是生活居住区、作坊加工区和一小型墓葬区。遗址内诸如跪人、卧虎、盘蛇等众多圆雕石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墓葬区在遗址中部体育公园一带。遗址东部是宗教仪式活动区,也是金沙遗址最重要的遗存分布区,这里约8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金器、铜器、玉石器等礼仪用器2000余件以及众多的象牙、龟甲等祭祀珍品。该区还发现了三处特殊的祭祀遗迹:一是象牙堆积坑。坑内有规律地平行放置大量象牙,最长者近1.5米。从断面观察,共分8层。数以吨计的象牙出土为全国所罕见。伴出有玉器和铜器;二是石璧、石斧、石璋形器半成品分布区,面积约300平方米;三是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象牙、陶器、美石集中分布,面积约300平方米。金沙遗址出土的重器,如金冠带,系用金条锤打而成,长59厘米,宽4厘米,其组合图案与广汉三星堆金杖上的鱼鸟图案和人头像十分相似,同样具有王权的象征。玉器历来作为贵重物品,上乘的玉器价值连城。遗址内出土的玉器主要是礼器,数量之多,达900余件,是目前我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其品种齐全,几乎囊括了中国青铜时代玉器的主要种类,很多玉器还是第一次出土。以上都是一般邑聚所无法比拟的,居住在宫殿中的不是一般的部落首领,应是国家的统治者。�

1956年羊子山发现的大型土台是目前我国先秦时期发现最大的礼仪性地面建筑。该土台为四方形台阶式建筑,台身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高10余米,厚6米,分上下三层。边墙用泥砖垒砌,中用填土夯实。估算用泥砖约130万块,土方在7万立方米以上��(44)�。规模如此宏大,雄伟气派,俨然是一座国家级的祭祀土台,是当时这一地区举行国祭活动的重要场所。可以看出,商周时期的成都已经形成一个综合国力十分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方池街、金沙遗址大量石人跪坐、双手反缚奴隶雕像的出土,反映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奴隶制国家已经发展状大。贫富悬殊更加明显,表现在墓葬中,约半数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器物也不多,主要是陶器,只有5座墓随葬器物丰富,有陶器和一定数量的铜器、玉器,说明财富愈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必然会

巢湖市居巢区炯炀镇曙光行政村坝拐自然村拆迁面积有多大

拆迁房屋面积大概有85亩地哦。

巢湖市一般指巢湖。巢湖,安徽省辖县级市,由合肥市代管,位于安徽省中部、江淮丘陵南部,介于合肥、芜湖两市之间,东与含山县交界,西北与肥东县接壤,南与无为毗邻,西南隔兆河与庐江县相对。

发表评论

最新文章